中新網北京7月13日電(唐云云)近日,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將十年研究成果集結成書,推出《沈從文的後半生(1948-1988)》。該書不僅僅是對沈從文後半生經歷的描述,更悉心呈現了一代文學巨匠的精神生活,展現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難史。
  在7月13日的新書發佈會上,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鬱與張新穎一起,探討了文學與政治關係、知識分子與時代潮流關係、知識分子獨立性與使命感等方面的內容。張新穎表示,沈從文的獨特“自我”讓他在1949年後無法跟隨時代,從而放棄文學創作;而孫鬱則將其評價為“失敗的英雄”。
  無法跟隨變化的時代走
  1949年之後,沈從文迫於外在壓力選擇“改行”,放棄文學創作而轉為文物研究。這樣的經歷在他長達三百多萬字的書信里有所呈現,也是張新穎新作的基本素材。孫鬱認為,張新穎用理性、冷靜剋制的筆調,不虛誇,不炫耀,對沈從文後半生做了客觀呈現。這可作為研究知識分子的標本,並讓人提出“知識分子為什麼不能跟著時代走”的疑問。
  張新穎對此做瞭解答。他認為, 20世紀的社會環境變化巨大,知識分子和時代潮流之間的關係具有多樣性。五四之後,多數現代文學家是在現代啟蒙理論下,通過與過去決裂的方式擁有“自我”的,理論本身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動而變化,因而“自我”可以去調試;而沈從文的自我則來自“過去全部生命的積累”,這種不同於他人的獨立性,讓他在經歷社會大轉折時更易遭受痛苦,痛感也更加強烈,會“過不去”,甚至出現自殺等極端行為。
  “但是,沈從文雖然有‘無法跟隨變化的時代走’的一面,卻比時代走得更久。他曾經遠離潮流,而潮流過去之後,沈從文的東西反而能保留下來。雖然他當時的探索並未得到周圍人的理解和支持。” 張新穎補充道。正如張新穎在《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》中寫道:“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,而且隔了一段距離去看,你可能會發現,力量之間的對比關係發生了變化,強大的潮流在力量耗盡之後消退了,而弱小的個人從歷史中站立起來,走到今天和將來。”
  文物學研究延續文學性質
  孫鬱提出,沈從文的後半生雖然沒有進行文學創作,但他仍處在“美的精神裡面”,將文學審美延續在文物研究、鑒賞裡面。張新穎做了進一步詮釋。他認為,沈從文後半生雖然沒有進行文學創作,但他的書信本身就具有文學價值。例如,在他的書信中曾因一個“文物碗”引發感慨,在他眼裡,制碗人在製造過程中有壓抑的情感在裡面,而使用者卻全然感受不到。
  張新穎表示,沈從文所從事文物學研究工作與以往的文學創作一樣,都是在關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他的文物學研究延續了文學性質,有美的精神在裡面,正如汪曾祺將其稱為“抒情考古學”。
  器物與文學互證
  對於沈從文“器物與文學互證”的朴素思想,孫鬱和張新穎都進行了重點強調。孫鬱表示,沈從文的文學創作不喜歡採用宏大敘事的方式,而是從邊緣角落裡發現歷史。他在器物研究上傾註心血,也是在註重普通人日常生活獨特性的體現。孫鬱和張新穎都提到,沈從文的這一做法與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(文獻與地下考古相佐證)相類似,他還進一步將無文字器物納入研究範圍。因為在他眼中,真正的歷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樂,也器物也正是凝聚著普通人日常生活喜怒哀樂的器物。
  汪曾祺:隨遇而安,自得其樂
  汪曾祺一直對沈從文尊崇備至,晚年作品多與沈從文相關,師徒之間的深厚情誼可以稱得上文學史的一段佳話。張新穎的新書中對汪曾祺有專門的研究,而孫鬱也曾在作品中對汪曾祺有過精準的分析。孫鬱認為,汪曾祺對於一般讀書人所追求的東西並不做追求,他安於“小”,不去進行宏大敘事;而且他能夠隨遇而安,在艱難的生活中去發現美的存在。他能夠在文革時參與修改加工樣板戲《沙家浜》,在革命文學中插入具有自己特點的“楔子”,又能在文革之後創作出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記事》等風格獨特的作品,錶面上他好像跟隨時代潮流而動,其實他保留著自身想法,文學作品特點並沒有被時代抹掉,有一種自得其樂、自吟自唱的生命狀態。
  張新穎認為,汪曾祺是當代文學重要作家,他自上世紀40年代已開始發表作品,因而將現代文學傳統帶到當代,起到了“橋梁作用”。他延續了沈從文的精神,延續了現代文學別樣的傳統。這與魯迅文學作品所帶有的革命傳統不同,也與新月派僅從理論上追求美的精神不同,將美的精神進行了實踐,展現了沒有被漢文明和主流意識形態同化的淳樸民風,把創作對象從宏大敘事變為個人經驗。
  張新穎還談到了做學問並非是一種消耗。“如果學問做得足夠好,就會滋養人的生命和精神,” 張新穎表示。1975年以後的一段時間,沈從文在體力和精神上特別充沛,常常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,不感到疲倦,心情也很輕快。沈從文對此自己分析道,人千萬年發展下來,把聰明才智多用在對付人的得失競爭上,紛爭不已,顧此失彼,把原始人的嗅覺、視覺、聽覺,甚至於綜合分析能力,都壓抑下去了。可以設法恢復已失去的能力,人有極大的潛力可以發掘。“他從人類的進化 / 退化來反思,從個人的退出——從人事紛爭的發展習慣上退出——來實踐,以‘忘我’來恢復‘潛伏能力’,聽起來似乎無比迂闊,事實上在他個人卻是生命更上一層的親證和體驗,” 張新穎說。  (原標題:張新穎耗時十年推新作 呈現沈從文後半生精神磨難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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